想抽自己。

最明白营销怎么回事还上当，知道百老汇是什么还去花钱受罪，还自欺欺人告诉自己是为了观察以便讲到的时候有理有据，明明不会得到任何新的信息。

好吧。就算跟着号称复刻的剧想象了一下当年的百老汇，说是复刻，物非人也非，来自过去的视觉都自动蒙上了fetish色彩，再加上故意的扁平风格化，已经是为回忆欣赏而欣赏，为欣赏回忆而回忆。演员套路虽多，却都做不到点子上，靠紧凑热闹和刺激的旋律撑下全场。观众和外百老汇的观众比，没那么衣冠楚楚，更像外地来的游客，也更简单容易调动，喝彩，买纪念T恤，热情十足。

经历整个演出的高价和粗制滥造之后，幕合上的那个画面还是很美的，干净明亮新鲜的怀旧视觉。

上周末拿出一份Movement Research的过期刊物翻，发现了Jan Fabre被希腊艺术家集体要求从艺术节总监职位上辞职并马上辞职了的经过，和F讨论了很久各种态度和可能性，最后综合的感受是对双方都很同情，但对艺术家们更同情一些。但这件事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这样，而是，“当地的艺术圈子应该是很封闭的吧”。

之所以我的第一印象在想和讨论过程中转变了，是因为联系到Volksbuehne的事情，我毫不犹豫地觉得Dercon是资本主义野蛮人入侵用商品化全球化的前先锋文化消灭有独创性的本土文化。这么想，是因为我被在剧院看到的演出迷住了，并且一向对BAM式的演出极为厌倦。但是这两件事可以连起来看。Dercon和Fabre虽然一个是博物馆馆长，一个是艺术家和导演，却都出身比利时，年龄相同，代表着某种在比利时发展起来的艺术文化对世界的输出，再考虑到Fabre成名已久，早年先锋性的作品已经收获名利，以及比利时在欧洲的特殊地位，还有“欧洲”和全球化的关系，就发现了两件事的同质性。

两地的本地艺术家团体都集体表示了抗议。雅典艺术家行动非常早，手段粗暴，发起的几乎是不涉及艺术的工人维权式的反抗，反对外来力量主导本地秩序。相比之下，柏林人比较温和守秩序，接受结果，拒绝合作，并表达了强烈的艺术上的反对和担忧，只有公开信后面才提到了剧院内部分工作人员的工作问题。

两地有很多不同，来自各种复杂因素，我无意也无力全面分析，只记录一点临时想法。政治经济方面，雅典人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输家，处于全然的劣势，有足够的动机集体拒绝，当地官员看上去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或手腕控制事情的走向；柏林人则受益于欧洲一体化，虽然艺术家群体也有小处的抱怨，但处境不错，作为德国人对自由资本主义说不的动机更弱，制度控制的力量也更强大和明确，决定的事情难以更改。

艺术方面，似乎是造成我对两件事第一反应不同的主要原因。我感觉到Fabre能够给雅典打开一扇门，并带来新鲜的冲击；并觉得Dercon代表的花哨肤浅的表演艺术潮流并不新鲜，只会降低Volksbuehne的水准，满足不了原来的观众。可是我并没有亲身看过雅典的艺术，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如想象般对外界所知甚少或疏于交流，甚至没有做功课来了解这件事，只凭借只言片语的印象和推断在臆想。退一步讲，即便依据某种公认标准，雅典的艺术家水平比较低，那么外人凭什么觉得当地需要更好的艺术，以及为什么需要Fabre带来的那种艺术？再跳出来一层的话，正在发生的艺术的好坏如何判断？有没有能够信任的判断者或标准？对亲身参与的观众来说，被需要的艺术和“好”的艺术也许永远不可能一致吧？这两者中哪边应该拥有更多权力呢？

除此之外还讨论了参与其中的各方的观念和行事策略，主观而没依据，不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