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在东京呆很久，从开始集中排练，到拆台完成。

到的时候在野战塾外面遇到璨鸿，放下行李去了排练场，是在公共的文化活动场所，很大的房间。序章和第一章写完了，演员自己在排。排完大家会去野战塾坐坐。但后来这种时候很少，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怕影响我们借住的人的休息。

排戏听不懂。前几天来了不少工作，早起做工，之后和大家一起去仓库干活儿，缝死旗什么的。排练有时候去看看，有时候不去。这次有三个不同音乐家作了三首歌，赶上其中一位来教最卡哇伊的那首，音乐家抱着吉他，态度柔柔软软的，并不优美地唱，纠正，腼腆地教完就走。也有做衣服的人来，拿一些成衣给大家看、试。

到了搬运搭建的时候节奏紧张了起来，第一天很多人帮忙。搭建和彩排持续了几天，除了野战的成员，别的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工作，也就是做做饭，做一点看起来是硬创造出来消耗多余精力的工作。没有参与工作本身并不让人烦恼，从弱小团体到强大团体进行观察学习，期待的是在场，因此很多时候即便毫无用处，帐篷外有别的诱人的事情，也选择留下来。遗憾的是台风的晚上由于没有睡具回去睡了，错过了危机，就像北京那次唯一一次进城错过了帐篷倒塌。这种若即若离啊！

几次听到的感慨是，野战毕竟首先是日本人的团体啊。似乎野战成员作为日本人形成日本团体的特征超过了作为帐篷团体的特征。无论这是不是事实，都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是坏的征兆，表明野战的生命力在明显减弱。如果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日本人团体的话，我来这里做什么呢？这样的日本性，并不是我在去北京帮忙的野战成员身上体会到的，也不是大造传达过的，甚至可以说，即便能感觉到这样的日本性，但更强烈地感觉到的是他们在与中国相遇时淡化、去除这样的日本性的努力。反过来，在日本感受到这种日本性时，反而更加尊敬他们面对中国所持的态度，也促成了一些反思。

所谓的“洁癖”，就是在判断的基础上不宽容不接纳，形成不假思索的类生理的排斥反应。在帐篷场里，很多人都会多少感到这种洁癖，因为作为戏剧、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帐篷剧难以简单概括描述，更难迅速理解，每个人奋力形成自己的理解之后都会依赖自己的理解，并由此出发形成判断，对与这种理解格格不入的状况难以接受。只要退后一步就能发现，即便认为自己形成了理解，这种理解也在不断发展，而形成理解之前的自己的所为很大程度上是要被之后的自己否定的。即便不去体谅他人也有逐渐理解进入的过程，也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理解是非常局限的。那么，怎样用这种不合格的自我去排斥不合格的他人呢？也只能在具体事情上寻找最优，在碰撞中寻求发展了吧。碰撞的结果也可能是团体的低级破碎，那也是必须接受的命运。团体本来就是由成员决定命运的存在，弱小团体的生命本来就是非常随机的。

“洁癖”的问题解决后，又有参与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帐篷的魅力在于作为戏剧的复杂的创造，在于对问题的用力，这两者都在集体的环境中达成，因而多了一层无可取代的魅力。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主要方面，似乎是处理与帐篷关系的最好办法。但真的这样做，又有逃避的意思。反观最初几年北京帐篷的经验，明明不是为了实际地“做”一些基本的事情，不是为了在一群人里争夺权力，（虽然这些也是不可避免的人性本能），为什么在实际“做”的层面又会如此令人沮丧？

中国人普遍在社会生活中有强烈的无力感和压抑感，不能参与政治和集体，导致了在这方面的无能。在帐篷里这样的无能也非常明显，在需要效率和参与的时候，作为成员是非常不经济的存在。但如果因此就不参与集团和现实的行动，就意味着社会里得不到的在私下的团体生活里也无法得到，这种沮丧感非常致命，却不容易识别，以各种矛盾的方式成为破坏性的力量被排泄出来。识别出这方面的需要，有意识地对自己进行训练，是必要的。我相信有些事情一旦讲出来，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可能因为剧本出来得晚，东京的演出一天比一天好，回过头去看，每天都像是为第二天而作的排练。每天结束的时候，都有超过半数的人留下来喝酒聚会，有朋友、过去的成员、几十年的观众……有些人接连几天都在。演出让人觉得最好的，就是像个大party的部分，无论是否真有演后的庆祝，表演和观看的化学反应已经可以是一场盛会。准备演出大概不一样，最好的可能是为战斗而痛苦的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