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我疗愈的记录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先写下来试试。

开始注意到是在1月16号在社交网络上,觉得武汉的事情不寻常。于是搜索了一些相关的信息。当时社交网络上在意的人也不多,还有大量刻意生产乐观言论的账号,吹嘘武汉的医疗科研水平。

接下来的两天,预感到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会和SARS差不多,可能会扩散,也识别到政府在隐瞒。但是并不知道究竟有多严重。只觉得武汉的反应和能力一定无法和当年的北京相比,交通枢纽,人口密集,公共卫生水平差,因此感到担心。我开始建议朋友呆在家里不要动。这时候武汉还是二级防控。但是早就计划好的朋友们还是纷纷回家、出行。

1月19号,担心的感觉在增加,于是在淘宝给父母下单了两包N95口罩,以防万一。没买太多,只是担心过年期间的需要,觉得年后可以再买。当天天猫的3M店,口罩仍然是平常的价格,估计因为存货很多,买一包还送几个。但两天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价格涨了不少,款式少了。再过一天就完全没货了。还好第二天也帮猫下了两单。在amazon上也买了两包口罩,因为觉得传到纽约只是时间问题,但有一包口罩迟迟不到货,拖到了月底。

1月20号,钟南山讲话,疫情终于进入人们的认知。人们都开始埋怨吃野生动物的人,想要追责华南市场。这也说明最危险的时刻还没到来,重病死去的人数量有限,消息还没有在封锁之下传开。没有多少人质疑政府的反应。武汉人还要进行万人宴会。我的情绪已经有点绝望,开始无法停止地关注各路消息。非典的经验告诉我小道消息多数是真的,官方发言不可信。这时候已经了解到,很多感染者早期没症状,会悄悄地传染给更多人。有专家(曾光)已经在直接告诉大家不要去武汉,但很小心地说这是专家建议,不是官方号召。能读出背后的政治因素有点复杂。卫健委的专家总的来说还是只选择说乐观的话。有些地区反应快的(比如河南)已经不让武汉人进入了。给爸妈的口罩终于都在路上了,放心了一点点。再买是不可能的了。

1月21号,这时候各种消息铺天盖地。直觉觉得扩散情况比SARS还要严重,因为春节前武汉居民纷纷回乡。但当时感觉疾病的严重性应该不如SARS。人们挖掘出蛛丝马迹,发现一月初甚至更早,情况就已经扩散到省外。年轻人纷纷抱怨老年人不戴口罩不当回事。关于病毒来源的猜测也越来越多,P4病毒所被提及得越来越多,我联想到兰州的病毒泄露事件,后来了解到2004非典病毒也外泄过。我开始跟人普及自己非典时候积累的经验,希望有所帮助。WHO这时候似乎还没有当回事。普通人里已经有恐慌情绪,这种情绪来得太晚了。辟谣党还在传播一眼即可识破的谣言,比如美国流感比这个严重多了,很多人相信。我开始积极在朋友圈转消息,希望更多人看到,也开始跟不清醒的朋友辩论。政法委发文抨击迟报瞒报,暗示问题出在基层。媒体管控放松不知是否和这有关。

1月22号,媒体的声音开始大量出来了,一位已经被自媒体和创业潮杀死的传统媒体,竟然有好多家都在现场采访,发回了真实而珍贵的报道。财新、三联、财经、北青、新京报等等。传统媒体的精神还在。这是对媒体的管控不多,有近两周的时间只要用心就能看到几乎全部相关的媒体报道。我从20号开始就整天整天看着手机,应该看到了大部分报道和传言。后来我发现,有不少在海外的人都是这样的状态,虽然没有直接经受,但心理上认为应该和灾难中的人们在一起。人们开始对武汉和湖北政府表达不满。这种表达是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才发生的。关于传染病的真相已经传开,其他地区的迅速反应和湖北形成了对比。人们扒出武汉数据一周不变的原因:为湖北两会维稳。湖北还进行了团拜会,领导们出席文艺演出,却没有一人对疫情发言。早期传播预警信息的人迅速被公安机关辟谣处罚。人们愤怒了。但这愤怒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武汉人即将自顾不暇,而外地人会被删帖。这天在网上看到一段聊天记录,知道内情的一个年轻的医务工作者警告家里长辈不要回湖北,讲了很多内幕,包括潜伏期长达两周,诚恳而焦急。这位长辈看似理解了所有的话,也提前准备好了口罩,但并没有被说服到改变自己行程的程度,只是礼貌地感谢对方,表示多呆在家里,少呆在武汉,准备提前离开湖北回京。这位长辈可能是对互联网审查无知,没隐藏姓名就把聊天记录贴到了网上,却没有听劝告取消回乡。就像一个人身处大火之中却在观赏火焰。这也是很多普通人的状况,相信了信息,却因为其他人没有反应而无法下决心改变行动,对政治和现实表现得一无所知。我发现很多武汉人开始在外地就医。

1月23号,武汉政府前一天还在辟谣,晚上就宣布封城,留下一夜时间窗口。到上午10点封城,共有五百万人离开了武汉。这时候网民在谴责不负责任跑到世界各地的武汉人,并在社交网络挂人。人们普遍觉得政府的操作很迷,留下时间让人们排队离开,而且看起来没准备任何配套的措施让人们在封城后能正常生活。所有公共交通都停了,很快私家车也不允许上路。医生护士无法上班,病人无法就医。封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物价飙升,一些国有超市发了大财。贫困的人们在封城时无处可去,无钱可赚,无法保护自己,陷入绝境。

政府的无能和人们的自组织。疫情发生以后,湖北省和武汉市官方像是鸵鸟一样,假装状况不存在。发布的举措也都像是匆匆决定,没有执行准备,不考虑民生。在认清瘟疫严重性和政府的不作为之后,民间开始行动。一方面是武汉市民组织起来接送医护人员,为他们找临时住所,另一方面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为缺少防护装备的武汉医生采购口罩。不过,在春节期间,又封城,运输非常困难。

有湖北的朋友年二十九带上父母连夜自驾回京。更多湖北城市开始封城。广东浙江等很多省份已经启动一级响应,北京取消春节聚集活动,而湖北还是二级。

这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确诊的难题。病人只有通过严苛的测试才能确诊,不是每个人都有被测试的机会,然而不确诊就不能住院,就不能在病情严重时得到治疗。病人不得不到处奔波排队求人,或者在微博上大声呼号。很多人没能确诊就死去了。总的确诊数量得以保持在较低水平。

管轶的采访发布出来,把疫情比喻成战争,核爆。我信任这个人的能力,却不愿意相信他这次的判断,但从他讲的细节来看,只能相信。华南海鲜市场被彻底清理,无法追查病毒来源。传染病专家查看当地状况后无奈离开,自嘲当了逃兵。

央视新闻播出了质疑处理方式的内容,还没播完就被掐断,在网上也被删除了。

我开始担心到处活动的轻症患者,在疾病传播上,轻症患者多反而是非常不利的。

武汉版小汤山火神山医院开始建设。

1月24号,私家车仍然可以从一些通道离开武汉,但很快公路也被关闭。有些乡村挖断道路阻隔和湖北的交通,有些人赞扬,有些人批评。其实不让武汉的车辆进入对双方都有利。乡村的无法抵抗的风俗和不存在的医疗条件,只会让村民陷入危险,外来者得不到救治。让人宽慰的是很多城市逐渐开始为湖北人提供住宿和医疗。恐慌性外逃基本结束,武汉留下的都是乐观的或是没有办法的人。有人提到武汉和湖北两级政府的不合。

武汉的医院到处求助,因为医生缺乏防护。社交网络上关于为武汉捐钱的内容越来越多。我觉得不太对,因为这时候缺的是物资和运输,而不是钱,钱变成物资再运到武汉,国家支援和省内调动的物资应该早就到了。湖北是医疗装备制造大省,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疫情刚开始还不至于缺少资金。但人们也许是需要一个表达的方式。我没表达对捐款的反对,但想到最近各种国家控制的慈善组织敛财不做事的劣迹,并不想捐款。我能做的最有用的事就是多传播真实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谣言。

这时候医院已经无法收治轻症病人了,重症病人都排不到病床。政府没有征集宾馆或公共建筑来隔离治疗轻症病人,反而让他们回家隔离。出现了大量全家感染的情况。

虽然武汉资源告急,维稳的力量却没有受到影响。发帖的,删帖的,抓人的,照常运作。独立媒体人陈秋实到达武汉,在twitter和youtube上报道他看到的情况。武汉当地有一位作者发布影像封城日记,质量很好,开始很真实,后来不知是否被关照了开始有点唱高调,但仍然值得看,有镇静和鼓舞人心的作用。

其他地区的聚集感染事件暴露出来,但由于媒体管控,银泰百货感染等事件只有零星消息。

1月25号,武汉私家车开始禁行,志愿者无法工作。禁令出来怨声载道,官方只好又模模糊糊收回。很多权力被下放到社区,让社区照顾居民的生活和就医。社区从来没有这样的专业能力和人手准备,应付不了巨大的工作量,导致患者就医更加艰难。病毒检测和社区的手续,成了就医的两道屏障。有司机志愿者发布视频,显示私家车归社区统筹后,被用于接送社区人员,医护人员的需求被无视了。大量的病人和家属的求救出现在社交网络上,触目惊心。也出现尸体处理不过来的传闻。悲观情绪漫延。我开始存下求助信息的图片,无力帮助,至少作个见证。需要意识到的是,能够发信息求助的,多是中产以上家庭,有沟通能力和渠道,比其他人求生机会更多,这也让我犹豫是否转发,虽然一人的转发也没什么用。得到大众注意,让大众容易同情的人,更应该得到医疗资源吗?这时候只能指望一线的良心了。

各省医疗队出发,支援武汉的医院。

我转了一条曝光北美某捐款渠道是骗局的信息,因为涉及一点资讯,有朋友留言表示难以置信。慈善是专业工作,而且并不是只有付出毫无收益的,可以减税,可以提升形象,所以凑上来做慈善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抓住这个时机branding或丰富简历,是很多组织者的心理,如果能力不够,就会浪费财物帮倒忙。最后这个项目取消了。同时有另外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说北美留学生要运送几百万防护服到武汉,最后证实不过是找到了一个货舱,装满了过期的工业防护服,价格高且没用。上个项目没成的一点资讯在这里上了当,花大价钱买了七万这种可疑的防护服包机运回去实现做慈善的承诺。

1月26日。我在一个群里对抗谣言,是那种有害的谣言,告诉人们二十几度病毒就会死。传播谣言的人转移话题,群里几个大概认识他的人对我群起而攻之,我努力战斗让他们在谣言问题上承认错误,但仍不放弃对我人身攻击。这时候群里目睹了一切的一个人从我提供的论文里得到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并不是要反对我,只是根本不理解读到的内容。我感到一阵无力退了群。

公共言论中夹带私货的人越来越多,梁建章竟然发文鼓吹他的生育论,在武汉人绝望赴死的当口。

关于红十字会的负面传闻开始发酵,指出他们不作为,能力差,却要对经手的物品征收费用。红会切断了民间自助通道,把所有物资揽入手中。

1月27日。无数隔岸观火的人们兴奋地看着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的直播,鸡血满满,似乎这家医院能拯救世界。现实中病人人一个接一个呼吸困难而死,得不到救治。武汉市长接受央视采访,说了一点实话,讲地方没有权力,需要上面批准才能采取某些措施。人们说他在推脱责任,但第二天习对世卫表示他在亲自指挥,证实了武汉政府的没有权力。这位市长一直在工作,但回答问题时抓不住重点,也看不出对现状有任何深刻的认识和情感投入。结束采访时,他还轻松地问记者自己表现如何,并主动给自己打了八十分。面对人间惨象不动情,也许是政客的基本素质?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要求一切捐助物资交给红十字会处理。怨声载道。当初因为传播疫情消息被处罚的医生接受采访,追责的声音又高了起来。

1月28日。新疆统一隔离无症状人群,不分是否感染。这种粗暴的做法说明我们和维吾尔人是一起的,区别只是谁在什么时候倒霉。疫区出现更多求助的声音,能感受到很多病人处于绝望之中。各地各国确诊病例都在增加。朋友圈的头像纷纷戴上了口罩。红十字会公布收入几个亿,只调拨了一千多万的物资,又一次引起愤怒。这时候封城已经五天。

1月29日。各国开始撤侨。中国政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拒绝有中国国籍的外国公民家人撤走,并拒绝双重国籍的人上飞机,尽管官方从未承认双重国籍。每架撤侨飞机都带去了医疗物资,出于人道或是交换的目的。美国撤侨的飞机遭到美国华人抗议,只能停在军事基地。日本撤侨飞机上的感染人数,成为后来人们估算感染率的参照。

武汉传出医疗资源不足,需要透析等常规治疗的病人无法得到救治开始死亡,也有大量病人由于身处医院被感染病毒。有感染的人绝望自杀。有儿童被留在家无人照料。有脑瘫少年和父亲分开被冻饿而死。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发表讲话称死者多为老人无需担心。

红十字会继续传出丑闻,由于上面的授意为难敢说话的协和医院。协和的医生遭到冷遇领不到物资。但协和医生非常善于媒体沟通,因此得到很多媒体曝光和社交网络支援,很快就从别的渠道得到了防护品。

1月30日。印度发现感染者。WHO扭捏了很久终于宣布中国的病毒爆发是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红十字会被爆把物资分配给不收治感染患者的莆田系医院。国外出现了对中国人的歧视。两个在欧洲玩的朋友都被临时取消了宾馆预订。有接受采访的医生说12月下旬已经出现不少感染者,说明消息隐瞒得比人们想象的更厉害。1月初就有医生被感染的情况也完全被隐瞒了。全国人民都开始戴口罩,有些地区不戴口罩不准出门,但是药店里网上口罩已经卖光,很多人买不到口罩,用柚子、内衣、塑料袋等自制防护层,令人心酸。

同情心的选择性。让每个人被触动产生同情的情境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同情心可以激发善的举动,也带来不公平。因为没有标准,只能由每个人的选择,以及传达方式左右。老年男子戴着胸罩改造的口罩,引起了年轻人的哄笑。一段讲老人买不起口罩的文字,引起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有的人一直置身事外,直到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上中产一星期前还在出国旅游,现在就沦落到家破人亡孩子无人照顾,而彻底崩溃。更大的苦难可能是看不见的。

在春节后的几天,我放任自己继续搜寻和吸收关于疫情的信息,认为自己应该见证和承担痛苦,无法置身事外。生活变得昼夜颠倒,情绪消沉。开始有抑郁的倾向。

1月31日。看了老人中心的春节表演,强迫自己去跳了舞,还是恍恍惚惚。看到一张老年男性倒在离医院不远的武汉街头的照片,彻底崩溃。那个人穿着体面,拿着塑料袋,应该是出门购物或求医。很可能被医院拒绝收治,病发街头。急救人员赶到,却无法施救,没有救护车,只有两小时之后的一辆殡葬车带走了他。他可能是任何和我年纪相仿的人的父母。另一条震撼的新闻是,一个男子在武汉桥上哭诉自己无法得到救治,不敢回家传染给妻儿,但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力气去医院,没东西吃。之后他纵身而下,结束了生命。在武汉,这种绝望只有几个人看见。网络上,很多人见证着。我的家乡在武汉封城八天后出现了第一例感染者,春节从湖北返乡,去了很多地方,传染了不少人。恐惧让我终于加了妈妈的微信,把收集到的信息发给她。

2月1日。红十字会的大戏达到高潮,一架直升机越过红十字封锁为协和医院运送物资,成了社交网络头条。这时候的民意终于得到了反馈,不负责分发,只负责收介绍信的红十字会被整治,民间物资可以不经过红十字会直接送到医院。这时候多数旁观监督的人觉得事情初步解决了,就转开了注意力。但实际上情况并未真正改变。这是一场媒体战争。

2月3日,火神山正式启用。据说现场只有一小部分病房可以投入使用,但既然名义上交付了,直播就结束了,人们放心地离去,而距离承诺的病房全部投入使用还不知道要多久。

2月5日,一个人很多说话比较随意的群炸了。第一次看到炸群是什么样子。静默了一阵,有几个人在里面分享位置。分享位置可能是唯一剩下的功能,人们用这个互相知会群炸了的消息。我犹豫再三,加了群里日常献宝的一个人,他也不负众望,建了个新群。

2月6日,这天是属于李文亮医生的。从传出消息开始,人们就一直关注着,知道最终确定了。也确定了医院没有尽力抢救的事实,以及在去世后为了控制舆论强行抢救不公布去世消息的事实。悲愤之情淹没了互联网。这是这国家,这国家的人民的耻辱,让好人公开受难。李文亮医生是北镇人,离我家很近,从凋敝的东北小镇一点一点建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有多优秀。作为承担不起风险的新中产阶级,在经受考验的时候选择正义,他是英雄。他的家人现在噤如寒蝉,不敢和外界接触或是接受捐赠。希望事情过去之后,社会能有办法帮助他的妻子父母孩子。与此同时,舆论战也开始了,抹黑矮化李医生的言论逐渐出现,不出意外地有松鼠会的成员。食腐者永远不缺席。我看着消息强迫自己出了门,去上一节pilates课。

2月7日,出门工作。互联网上群情悲愤,我也忍不住一直看消息。武汉人在晚上一起吹响了哨声,发出光束,纪念李文亮医生。火神山医院公布的数据里,只有88张病床收治了病人。人间有那么美的人和那么美的瞬间,但生活过下来总是一副荒诞图景。

2月8日,出门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换换心情。事实证明很难,还是想要看手机。其中一个犹太人朋友说,应该让自己从看新闻的状态里出来,“那只是新闻而已”。我当时就想回一句,大屠杀也只是新闻,忍住了。我当然不同意这只是新闻或者我应该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但这也说明我在日常社交生活中的状态已经改变了。我成了脑子里一直装着一个灾难现场的人。

2月9日,辽宁省派了一千名医护人员到武汉。没有新闻曝光量,和任何东北的新闻一样在这个国家不重要。因为李文亮医生的事情刚过,我被这条新闻惹怒了。辽宁的官僚为了仕途让全省的医务人员和病人送死。作为一个穷困的人口不多的省,送出了最多的支援武汉的医生,这是以本省居民的生命为代价的。东北对于中国来讲,也许就是冲绳在日本的地位吧,可是东北人民恐怕无法觉醒了,为了生存,东北人早已星散各处。今天不得不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所以工作了一会儿。寄生虫得了奥斯卡奖,奥斯卡奖从寄生虫那里得到了肯定,我很开心。这才是当今时代的文艺。紧接着我在豆瓣发现了友邻推荐的文章,文图并茂详细介绍了湖北省的老干部在疫情期间得到的事无巨细的照顾,照顾他们的人有的推迟了婚礼,有的抛下了吃奶的孩子。图片一看就是专业摄影师拍摄,让我感慨寄生虫的牛逼之处。

2月10日,工作是分散精力的办法,一下午的workshop加上晚上的排练,虽然三心二意,动起来状态要好一些。今天武汉声称98.6%的病患已收治,无法计数的人声称他们是那1.4%。

2月11日,听说武汉人相当大一部分都吃上了中药,好些无资格中医也乘着政策的东风扑到武汉这块大蛋糕上。武汉市财政收了慈善总会的大部分捐款。武汉出现了一个物资的黑洞,医院收不到,政府机构收到一些,还有一些无影无踪。后来有猜测说这些物资去了另一些不能说的需要它们的地方,居住密集没有人身自由的那些地方。

2月12日,网上言论限制更严了。删帖、喝茶、追责,都非常快。比收住院隔离公布信息快多了。

2月13日,人们一直替韩红担心,终于发生了。一个网络打手攒了捕风捉影的材料举报她,一秒钟即被受理。今天看到了一份曾光19年的讲话。他是CDC唯一的传染病学家。讲话内容是说非典之后卫生防疫部门地位下降报酬低留不住人才无法应对需要处理的工作。话讲得很直接很重,什么都没发生,等来了瘟疫。网上也传出一个武汉当地危机处理方面的专家的发言,他在一月就接受了采访被写成内参交上去,核心内容是处理危机必须及时必须在现场。这份内参不知所终。这些人微弱的努力,以及更多普通人的努力,还是在向好的方向推进事情,只是有效果的比率太小太小。不止一次听人感慨人微言轻。

2月14日,传出武汉护士柳帆去世的消息。她在负责注射,却因为不算一线医护没有得到防护装备,感染了病毒,并导致全家感染。她的父母和弟弟先后去世。网警毫无根据地对这个消息进行辟谣,是“辟谣”宣传策略最赤裸的例证。武汉红会丑闻被巧妙压下,实际上物资分配情况并没有好转,只有少量物资被发放到医院,大部分去了级别更高的政府机构。网友开始自发统计物资去向。医院禁止医生护士向外求助。网友的努力让红会不得不稍微改善工作,但与此同时,一线的困境不会再传到社会上了。讽刺的是,全国甚至全世界口罩的主要发货地现在是武汉。疫情进展到现在,复工保经济和控制疫情的两股势力的冲突逐步在各地各层面显现出来,要安全的在封路封小区,要复工的号召人们赶快上班。管理能力的低下说明复工很艰难,到现在已经有北京广东等地的写字楼因为有人确诊而关闭。

2月15日,阴谋论扩散越来越广,开始有不少人在社交网络上公开要求官方就捕风捉影的传言辟谣。这种愚蠢的要求对官方反而是转移注意力的好事。不过在种种迷雾里,新发现的事实是,武汉CDC的病毒实验室可能就在离海鲜市场一个路口的地方。至今注意力还都集中在几十公里外的P4病毒所。CDC负责人高福还在正常工作,没有被追责,不知道是否侧面说明他们及时报告情况却被上面要求对公众撒谎。此外爆出的一封病毒所所长的群发邮件显示他们被CDC要求不对外泄露任何关于病毒的信息。病毒就这样被行政管制了。可是传染性和致病致死性无法管制。

2月16日,先是两个人的遭遇刺痛了我。一个是二月初求医无门的在湖北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常凯,五十五岁,父母在家去世,随后他和姐姐也去世,妻子感染,儿子在英国。他的遗书下笔凄切,道德和修养在困境中显示了尊严的力量,对自身遭遇却毫无作用。他的尊严的绝望让我难受。他同学的纪念文章里能推断出他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为人的魅力,让许多本来觉得离绝境颇有距离的中产阶级认识到自己努力得来的一切在瘟疫里可以片刻之间化为乌有,人们纷纷转发。另一个是年轻的24岁的女孩子,父亲早已去世,她的妈妈感染病毒,重症得不到治疗,120送到医院无人过问,在呼吸困难的极度痛苦,和拖累女儿的愧疚中割腕。女儿察觉不对赶回家,满地是血,电话求助四个小时,120 110轮番推脱,最终110处理了遗体,法医认为死亡原因是呼吸困难。无法想象那样的临终痛苦。无法想象年轻人独自面对的困境。

然后看到了更多关于次生灾害的消息。农民的作物和家禽流通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一段时间,今天最刺痛的是一个养蜂人的自杀。因为各地封锁交通,在疫情并不严重的云南的他无法转场,当地到了农药季节,蜜蜂中毒死去,由于没有食物饿死,绝望中上吊自杀。非典期间就有过相关的政策,各地不能阻止养蜂人移动,十七年后还是发生这样的惨剧,中央指挥部的执政能力低下,农业部门的反应迟缓,都让人极其失望。蜜蜂毁灭的时候就是人类毁灭的时候,但执政者当然不会在意,因为他们处理事务的优先级是政绩和级别决定的。这也是这次疫情几乎所有悲剧的根源。另一个消息是规模前所未有的蝗灾从东非漫延到中亚,即将到达新疆。另一个层面的次生灾害是基层的粗暴执法。很多并没有做错的普通人被一刀切的粗暴政策判定为违反规定,遭受了羞辱和惩罚。在无人处没戴口罩跑步的教师被强制隔离,没戴口罩的老人被打,没戴口罩在无人处的老人被抓,在家打麻将的一家三口被砸家具被拘留。很多人大呼这就是文革吧。文革的基础在这个国家从未消失。

2月17日,复工大规模开始了,形势复杂,希望不要爆发。更多医护出发去武汉。甘肃护士被男性粗暴剃光头发在眼前晃长发伤心哭泣的视频引起了反感。人们抨击女性地位低不受尊重,反对宣传倡导的观念。这件事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事情一发生,就出现了大量的大v,官方机构的媒体工作者和宣传人员,从各个角度混淆问题,转移话题,反过来批评批评者。各种搅浑水博同情装糊涂的技术都运用得非常娴熟。我再一次感叹宣传机器的力量,编内编外人员的反应速度和尽责程度,也好奇怎样的奖赏或洗脑制度能造成这样的效果。

2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外国专家终于被允许到中国考察,目的地是北京、四川、和广东。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一次中国美食旅行。官方发言人接受采访时大大方方地说去这些地方是因为北京广东有SARS的经验管理得好,四川的省级领导是卫生方面的专家接待方便。见怪不怪。

2月19日,前几天因为焦虑且无法转化成行动,在网上支持助农项目同时给父母添点新鲜蔬菜,下单三种有两种寄到,商品说明里写十种二十斤的蔬菜,总共只有三种不到五斤,打开淘宝发现一群人在骂发灾难财的奸商。又买了两本报道疫情的杂志寄回去,三联和财新。看新闻的疲劳终于浮现,开始有种麻木的感觉,看着一万零一种悲惨的人间,不知道如何是好。仍然想要谈论,说了什么之后马上跳出此刻,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观察,这观察里有没有消费或嗜血的成分。然后就觉得非常累。

2月20日,停在日本的钻石公主号成了一场灾难。船上传播没有查清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对乘客进行了14天的船上隔离,隔离措施被一位传染病专家认为非常不到位,造成了隔离期内的大传播。最后,乘客的隔离前功尽弃,各国派飞机接国民返回,却无法弄清谁是病毒携带者,只能根据表面症状判断,增加了旅途危险。从日本的官僚的行为方式可以看到东亚的共同传统,非专业人士指导专业工作,结果一塌糊涂,病毒不待人。不同的是日本人可以公开批评官僚,专家可以发表意见,可以开媒体发布会反对政府的措施,政府也会对这样的意见作出反应。韩国的病毒从教会集会爆发,军队也受到牵连,感染人数爆炸。伊朗在开完政治会议后突然因冠状病毒死亡两人,接下来透露十几人感染,但外界猜测感染人数应该已经上千,因为爆发地是宗教圣城。全世界范围内都在扩散,过两周如果仍然爆炸发展,地球人应该都会要经历一次病毒感染了。

2月21日,武汉的数字越来越好看,也显示有空余床位。全国各地景点开放交通恢复。一切新闻都在为复工做准备,对人们进行心理按摩,希望他们放松警惕回到工作岗位保经济。与此同时,监狱系统早就存在的聚集感染状况暴露出来。军队的情况还没有人知道。武汉宣布要再建19处方舱医院,准备3万床位。武汉的反应总是慢病毒一步,这次建好,仍然赶不上感染的人数。从这个决定能看出,实际感染数字是在上升的,一定有很多人不能被收治,才有抓紧建设的压力。但是这一切在媒体上都看不到。新浪微博的肺炎超话,从早期的人们求助的平台,变成了官方控制求助者的工具,相当大一部分求助被删掉,所有求助都被限流,很难被人看到。不知道早期赞扬新浪的人,现在如何为这样的杀人行为辩护。一条女儿寻找爸爸的微博让我想起了比较早的时候在司门口跳桥的那个男人,还有一点力气当街控诉,但已经走投无路,无法医治无法生存。这位爸爸同样求医无门,发烧很久,呼吸困难,被社区拒绝,又不愿意在家里传染妻子女儿,选择默默死去。他没带身份证件、钱、和手机,一个人翻墙出了小区再无踪影,几天后在通往老家的路上被人发现已经死去。此时此刻,大量的感染者,或轻或重,经历着和疫情初期一样的求医无门,无处隔离,也有些有条件在家隔离的人经历着条件很差的强制隔离。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声音更难被听到了。如果不是家里有会使用微博的女儿,这个人的死会悄无声息。

2月22日,一直流传新疆没有多少肺炎确诊者却过度限制居民行动自由,然后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个青年被一群执法者阻拦,被要求回家。青年已经无所畏惧,说自己在挨饿,老婆孩子在家里挨饿。他问你们有吃的吧。我不敢看视频,只看录下的文字就感到锥心之痛,而执法的人无动于衷要他回家。这时候我似乎能想象了,在自然灾害的时候,街上也许看上去也是正常的,很多人也许还看起来体体面面的吧。人因为有自尊,守规则,所以死得那么惨那么荒谬。汕头的一家医院里有对父母丢下了出生不久的孩子,留下玉佩和工整的字条,讲因为肺炎找不到工作,不想孩子饿死,希望孩子能被送到福利院去,承诺一找到工作就来赎回孩子。婴儿被很好地包裹着,在篮子里举着小手。生活困苦还要承受骨肉分离之痛,这样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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