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位六十年代人写人生遭遇，以及与命运互为因果的对自由和表达的宿命感与使命感。文字不难看懂，往下理解却既觉相识，又觉陌生。将人与时代结合，由个体去表达和承载时代的命运的世界，正是我在其中长大的世界，曾经似乎是一个连接着修齐治平的永恒的世界，那个世界又在我逐渐成人的时候迅速地分崩离析了。今天瞥见仍这样思考和面对世界的人，感到复杂的况味：既觉得是一个活人留在过去蒙了尘，又羡慕那样有锚点和驱动的人生方式。我这一代人是难以以身处的世界为参照的，看历史更是有千般说法，唯有跳出其外，到缓慢演变的西方世界后，才在直觉上抓住一点轮廓。之前浸没其中时，我和世界都在不停地旋转，只觉得眩晕。

上个世代是中国最后一个有旧式精英的世代。我是从种种遗痕中感到这一点的。在八十年代参与过社会文化生活的人都被深刻地震动和塑造了。他/她们从真空中醒来，探索根本性的问题，站在过去和未来的断裂处，迷茫而又踌躇满志，我被他们回忆时的动情打动。无论是出于智慧、冲动，还是被历史裹挟被外界利用，活跃的精英群体制造和传播了塑形社会的观念，无暇顾及被推到精英位置的人是否担得起光环。那样的图景在新自由主义的集权社会已经不复存在。旧精英消失，余下的只有在大众竞争中的领先者。这些领先者可能拥有比先前的精英更多的文化资本、技能、资产、以及政治权力，却首先作为参与竞争的个体存在。为群体说话和指导社会的基础不复存在，从前的“我们”分崩离析，大量的人无法轻易分辨同类。

精英之类的说法仍然被使用，意义已经变了。比如指职业化轨道中的领先者，他们只对专业发表意见，多数不面对大众和舆论；比如变得语带揶揄，在“公知”作为角色和词语面对大众的破产中得到印证：公知们在新媒体时代不断暴露无知，姿态令人厌倦，内容不被需要。几乎照搬专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让个体被挤压到狭小领域。专业化也造成了任何人都能在相当多的领域成为专业精英的美丽幻象。然而西方社会仍然有媒体、知识分子、活动家等发出哪怕是自恋、傲慢、或是只能代表边缘群体的声音。中国的媒体和学者相比之下常常发育不全，行事潦草。原因大概是传统上积累不够，中国的现实更加复杂难以把握，同时又受高压管束。有趣地，我在年轻媒体人身上注意到上个世代的残迹。他/她们用语常常居高临下，指导人如何思考，使用诸多“应该”、“我们”、“更好”等等直接继承自上一代的语言。只是现实中已经没有我们，也不再有共同的应该。也有self help产业，延续着前代精英边边角角的功用，只是格局小，聚焦个体行为，思想往往经不住推敲，商业模式却相当老练。

剩下的只有无数单个的小我，可以独善其身，可以抱团，当然也可以说大话，扮演任意角色，演的人看的人都知道这说到底是一场独角戏。碌碌的小我多了，也会想要形成波涛，形成水流，就抓个要演下去的当神，神破了，就换一个。庸人的世代，也不缺乏热闹。